简介：基于道德形而上学和美德认识论,斯密和休谟认为,道德评价的最佳视角是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为了解释道德真理,我们需要采用这种旁观者的评价视角,在道德判断过程中把道德优点和认知优点分离开来。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道德评价或提供道德规范,道德构建主义的主张更加深思熟虑,并优先于评价者的视角。

简介：<正>笔者生性不宜做官,所以,自从结束学校读书生活,几年来,做梦也未曾梦得半个“长”字。但却常被人家当作“长”字官介绍给陌生人。有一次,我因公到本地一宣传单位的办公室去找材料。进门不久,地方驻军的一位宣传干事前来联系工作。办公室那位认识我的秘书把我当作“刘科长”介绍给那位干事。待那位干事走后,我问秘书:“你怎么‘封’我科长啦?”秘书“含而不露”地说:“这是‘外交’所需。”事后,我百思不解。难道“外交”之事定要有“长”字官衔的人才能办么?不过,在后来的实践中,我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妙谛。

简介：密尔的美德学说有其实质内涵，又有其政治意蕴。前者是说，美德与智力、审美一样，都是我们运用和发展自己的高级官能而获得的，所以是我们获得幸福的基础，同时，美德又有伦理维度，即是一种能关注社会利益，具备公众情感的道德品质；后者是说，美德既然是获得幸福的基础，所以培育和促进人们的智力和美德就是优良政治的最主要任务。

简介：亚当·斯密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其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是在为求解当时英国乃至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可能的时代课题而努力。基于利己与同情的人类本性，发展并完善了合情利己主义情感论，以此为人性基础，提出了富国裕民的价值目标和常规性规则限制的道德规约，建构起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提供了价值合理性论证。

简介：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在他的功利主义理论中提出了苦乐计算法,要求对快乐和痛苦的值进行量的估算,从而较精确地估算出任何一个行动或事件所造成的苦乐倾向,并且最终通过对苦乐估算的结果来让人们选择出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行动方案,让政府制定出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政策。但是,他的这一苦乐计算法却遭到了后世一些哲学家们的批评和诘难,自称为边沁继承者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对此进行了一些反驳,并对边沁的苦乐计算进行了局部修改,将只有量的区别的快乐拓展为既有量的区别又有质的区别的快乐,将其粗糙的'快乐'概念进行了精致化的改造,并提出'幸福'是一个比'快乐'更加丰富的概念。但是,密尔在理论上所进行的这些细枝末节的修改并未将边沁的苦乐计算法从众多的批评中解救出来,在实际的估算过程中,功利主义的苦乐计算法仍然面临着实践的困境。

简介：陆澄得知儿子病危，因而忧闷不能堪，阳明先生批评他爱亲偏了，已是私意。然而当阳明得知自己父亲病危时，却“欲弃职逃归”，这其中的差异值得探究。其实，阳明先生对陆澄的提点是基于理性的考量，但当自己遭遇此种危急时，则依于直觉之情。此情是人性深处的直觉的亲情，顺此情才能心安。安与不安，不是从理论推导、逻辑论证中得到的，而是情感的恰当安顿，心安是儒家面对内在困惑或道德两难处境时选择的依据之一。儒家肯定亲情，但不止于亲情，而是将其扩充、提升为普遍的仁爱之情，将“亲亲”与“仁民”、“爱物”统一起来，确立了由孝及仁．由身、家及天下的实践路向，扩充家庭和谐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这也为我们的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今天，我们应当重拾儒学，彰显其在慰藉心灵、和谐群体与稳定社会等方面表现出的重大意义。

简介：管子之著作对法治思想的论述可谓卷帙浩繁，各种关于“道法”的追问亦由是而生。对管子之法伦理思想的探究，重现“缘法而致道”的法伦理图景，或许是理解管子之根基。“引道而入法”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根源，其规范性建构乃是管子为“以法治国”这一统治模式所设立的先决条件；“良法与民心”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要义，其道德性诉求乃是管子所推崇之“法制模式”的应然标准；“至道与宝用”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功效，其现实性作用乃是管子所宣扬的“国道盛行”之目标为君王臣民所带来的实然福祉；“严法与教化”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形式，其明晰性结构乃是管子推崇的“赏罚明晰”之理念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