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岭南殊异的地理环境适合道教的生长和发展.一方面,岭南秀异的山川,为道教长生成仙提供了理想乐园;另一方面,岭南瑰奇的物产,满足道教炼服仙药的实践需要.汉晋之际,道教得以传人岭南,其地理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介：王宗传作为南宋以心解《易》的开启者之一,继承义理派传统,提出理乃所以为象者、数生于理、理寓于数、《易》乃假蓍龟之神发明人心之神等观念。体现了他重义理而不废象数的易学观。其易学观体现了当时儒者传承华夏文明正统的学术旨归。

简介：<正>《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公羊传》)是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解释《春秋》的一部传述,它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它的大一统思想和历史哲学,在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为近代革命者拿来作为改良维新的武器,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今人有关《公羊传》大一统和历史哲学的研究著述很多,但《公羊传》丰富的思想内容,并不止于它的大一统思想和历史哲学,强烈的复仇意识,也是《公羊传》的特异之处。我们

简介：自东汉以来，多数易学家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存在错简。其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这八个卦不依“二二相耦，非覆即变”方式排列；二是这八个卦的《杂卦传》传文也不叶（协）韵。然而，虞翻、干宝等则以为，此八卦不依“非覆即变”方式而成杂乱排列，体现了某种深义；另有一些通音韵的易学家也考证出相反结论，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是叶韵的。所以，简单地以是否按“非覆即变”排列和是否叶韵来考察《杂卦传》的错简问题，是靠不住的。当代学者对《杂卦传》错简说做出了进一步的证明与推测，但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前贤对于《杂卦传》错简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原因在于对《杂卦传》内在的象数结构与规律及其体现的深层思想缺乏认识。《杂卦传》卦序效法的是昼夜变化之道，依其内在的象数结构，可分为上、下、杂三篇，表明《杂卦传》的传承足完整无缺的，“错简”说不能成立。《周易折中》针对《杂卦传》提出的互卦与循环互卦的观点，也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简介：《公羊》《谷梁》二传本是同源,但在后来公羊氏的“展转授受”后产生了分化,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义解说和系统传承.《公羊传》在时代交替与齐风齐韵的影响下,解说风格明显呈现出了齐、鲁观念交汇与新、旧思想掺杂的地域与时代特征.具体表现在“尊王”“尊周”的等级思想、仁政爱民的理想情怀、“讥变古”与崇权变的情感纠结,以及浓厚的血亲“复仇”观和夷夏新民族观.这些思想观念既继承了鲁国《春秋》的原典精神,更凸显出社会转型下的齐学气象.

简介：本文经过考证认为,汉魏学者将《说卦传》的八卦方位与汉易卦气六日七分术的四正卦说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康有为、顾颉刚以＂《说卦传》与汉易卦气图相合＂为理由指《说卦传》为汉人所作是不能成立的;古今一些学者用汉易卦气说对《周易》经传所作的种种解释,皆无切实根据而错乱悖谬。

简介：忠君爱国与时俱进──评谢俊美《翁同龢传》徐梁伯，闾小波“展卷尚茫昧，掩卷为长叹”。谢俊美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穷多年心血完成难度较大的《翁同传》，读后确实令人心折。该书有如下特点；一、知难而进，填补空白，首次比较完整准确地再现了翁同复杂的一生。...

简介：管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曾写下辉煌的篇章。管子的思想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也发挥着重大作用。1909年，清政府和立宪派忙于“预备立宪，维新国政”，著名学者梁启超把目光投向管子，为管子重新作传。梁启超从史学家的责任和精神出发，认为管子在先秦时就已经初步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政治，从而将管子的爱国精神、民族主义置于近代民族危亡的环境下进行解读。

简介：《周易程氏传》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程颐在对传统易学扬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用义理对《周易》进行的注释和解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如对于“节”卦，他认为体现出了“尚中”的哲学思想、“节以制度”的政治思想、“养正于蒙”的教育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至今仍闪着智慧的光芒，给我们带来很大启发。

简介：“五行学说”是一套对宇宙构成及事物之间的联系性予以探讨的学说体系，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对宇宙共时层面的剖析，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宇宙的核心，自然界的万物莫不与之息息相关。二是对宇宙历时层面的剖析，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朝代的嬗替等都可用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正是这两个层面的思维模式启迪了《洪范》的诠释著作——《洪范五行传》，使之把帝王五事、灾异现象与木、火、土、金、水一一相配，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解读灾异之变发生的原因，从而开创了经学史上用“五行灾异”之说解释儒家经典的先河。

简介：<正>《汉书·儒林传》韦贤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战国时代稷下齐学,丰富多采;其后流衍之迹,线索犹多未泯。今从汉代《公羊》入手,清理旧说,寻求根源,便可窥见上承齐学,灼然无疑。一历来提起《公羊传》的述作,大都信奉戴宏的说法。唐徐彦《公羊疏》引《戴宏序》说:

简介：东汉时期，以经注律之风大兴，经学开始渗透入法学领域，法学受到经学极大的影响。同时，亦有以律注经之现象发生并盛行。所谓以律注经，即援引汉代律令制度来解释儒家经书大义，何休即其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所注《公羊传》则为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性作品。实际上，汉代社会历来经律并重并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以经注律与以律注经是二而一、一而三的，两者分别推动了法律儒家化与经义法律化的进程，并共同促进了经律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