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制影响深广。首先，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体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不但是对传统“秋冬行刑”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也对古代法律的残酷刑杀起到一种比“秋冬行刑”效果更为显著的缓和性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刑罚文明化、人道化的一种表现。再次，佛教的戒律不但有利于德主刑辅的教化，而且也鼓励一般民众修持向善，因此戒律的提倡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的发生，有助于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但以佛教戒律来替代刑罚处罚，则是司法不公正与司法恣意性的反映。最后，禁止盗毁佛像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戒律与礼仪对立法的影响；禁止“私人道”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规模与国家税制、兵役制度的冲突关系对立法者权衡利弊考量的影响；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的特殊规定，实质上彰显了僧侣身份的特殊性对立法的影响。
出版日期
2010年08月0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