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人作记,必以叙事体物为基本内容,叙事原原本本,诸多方面都顾及到。即使另有寄托,议论慨叹,也是即事而发,点到而止。故韩、柳杂记古文虽有诗化倾向,却保持了杂记的传统体制。至于杂记功能,虽有言情述志、自鸣不平的一面,但最重要的仍在于记述事情,描摹物象,着眼于记述作者心中所明之事。宋人作记,以议论为主,叙事为辅,且多于题外起论,自创新说。而议论文字远多于叙事文字,于是杂记体制为之大变。同样,由于宋人作记爱发议论,着眼于论述心中所明之理,故其杂记古文的功能亦以明理为首,记事退居其次,甚至完全为议论所代替。从书写策略的变化还可看出,唐人作杂记,观照的对象主要是事、是物,宋人观照的主要是理、是个人的见解。这样,两代杂记古文作者追求的审美特征便不同。唐人作记,语含趣味,除直记其事外,还爱用比兴手法营造意在言外的诗意美,但最突出的是叙事体物,穷形尽相,出神人化,能移人之情。宋人作记,也有语含趣味、写景如画的,甚至有以诗以歌为记的,但由于作记总爱说出一种道理,表达一种见解,以识见独到、深刻为高,故其杂记间或亦有画意诗味,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理趣美,读来能益人心智。
出版日期
2015年01月1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