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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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5年冬天,党把我从川北的西充县调回重庆,决定我回长沙工作。到南方局青年组报到时,宋语今同志只是简单地对我说:“此行是去占领文化阵地。”那时我虽已27岁,但仍未成家,生活简单,只有一个藤条手提箱子,一个铺盖卷,说走就走,于1945年12月18日搭乘民生公司的“民意”轮东下,23日抵宜昌。到了武汉,我去《大刚报》找了我的老朋友、总编辑王维冰兄。我告诉他此行是回长沙去。畅谈别情后,他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长沙《新潮日报》看望总编辑董祚楷先生。我与董虽是初识,但畅谈甚欢。最后他一面逗趣,一面含有考试的意思说:“你从陪都来,一定有
机构地区 不详
出处 《纵横》 1996年1期
出版日期 1996年01月1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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