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的现代意义——以《理水》为例

李江春

摘 要：《理水》是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面对生存危机时以历史故事为底本创作的，通过尖锐的讽喻，让我们认识到历史中正义与公理的不确定。他以史书记载为基础，又融入传说与现代内容，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英雄形象。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在现代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讽喻。

《故事新编》是鲁迅小说中比较特殊的一本，其成书于1922年至1935年这十三年间。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内，鲁迅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的骑手到颠沛民间的曲折过程。在序言中，鲁迅写下：“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这里所提到的“信口开河”“油滑”是对传统历史文学写作方式的一次挑战，是对传统历史文学的突破，时至今日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仍然有启发意义。接下来便以《故事新编》中的《理水》为例来进行分析。

一，《理水》的历史背景

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遭遇了双重危机。一方面是1931年发生的洪水，全国17个省、1亿多民众受灾，造成了大量生命财产损失。政府当局却救灾不力，部分官员乘机中饱私囊，个别文人还粉饰太平。1932年1月5日，鲁迅在《十字街头》第三期发表了《水灾即“建国”》一文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1932年1月，日军侵犯上海，同年3月又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

水灾是《理水》的直接背景，文中叙述的事件与现实相呼应。开篇就引用《尚书·尧典》中的“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来表现几年前那场洪水的灾害之大。《理水》作于1935年11月，集中针对洪水的文章已于1932年发表，而《理水》其实更对应日本入侵，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之际，来势汹汹的洪灾正是对侵略者的隐喻。接下来 “只在文化山上，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是对时政的叙述。在1932年10月，面对日军进逼，国民党政府准备携带古文物从北平搬到南京，北平文教界学者却联合向国民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在政治和军事上并不重要为借口，试图让北平成为一座不设防的文化城，相当于把北平连同文物拱手送给侵略者。他们反对或不相信大禹，是指他们不信任抗争者，代表着消极投降的倾向。

类似的文人对英雄的质疑态度，政府消极投降的倾向在下文中大量的出现。面对洪灾，巡查大员想的是“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学者们接上高原来。”“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这样的一批学者只想着保存自己，想着牺牲广大普通的人民群众来换取所谓的太平之世，这显然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政策的写照。

除此之外，自私自利、怯懦的国民性和腐败、形式主义的官场也进行了讽刺批判。大禹的出现竟是由遭遇了官兵飞石的民众头上的疙瘩来证明，代表被欺压的疙瘩反而成了一种荣耀。等待拯救的民众不关心大禹治水之法，只是关心大禹到底是人还是虫的八卦，膜拜那些欺压人民的官员。这里体现出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人们不关心英雄的实干，而只是想从中获取一点乐子。

二，英雄的塑像

即便是如此自私怯懦的国民，我们民族却依然不断有“民族脊梁”式的英雄出现，他们“总在被摧毁，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鲁迅用笔为这些英雄塑起了雕像。

大禹在治水之前首先面对的糟糕的舆论环境，因为有学者说：“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在学者鼓吹下，民众也不肯听命于大禹，派去巡查的大员们也通通敷衍了事，甚至对他提出的“导”的方法也一并否定，负面舆论的发酵和顽固不化的老思想都是治水的不利因素，洪灾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

民族的英雄又岂会被困难吓退，无视不好的风评环境，更重要的是抓紧时间做实事，所以他“走旱路坐车，走水路坐船，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轿”火速前往目的地开展工作。面对他人的质疑，坚定自己的科学方法，并与民众打成一片，成功获取了支持，使得治水能顺利进行下去。至此，一个人民英雄的塑像已经雕刻完毕，其高贵的品质和出色的才干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在治水成功后回到京城，大禹为了能适应这个大社会，终于还是做出了改变，虽然还保留了原来的节俭朴素，但是在表面上也要装模做样，和那些大员相似，也就不再受到舆论的攻击了。这也是鲁迅想要表达的，过往那些民族脊梁功成之后往往又被迫融入之前的环境，农民起义者有多少成了皇帝，但这并不是英雄们本身的错。鲁迅表达出对他们未来的担忧，期望以此来唤醒人们。

鲁迅在结尾亲手破坏掉英雄的塑像，剥夺掉大禹身上神化的光环，消解掉大禹之前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把一个世俗化的大禹放在人民中间，民众对于那份“神圣”的恐惧也随之消解。这里也能表现出鲁迅的自我反省，首先觉醒过来的人一定是痛苦的，他既要启蒙大众的觉醒，又不能脱离大众，他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的种种愚态。将时间、地点进行一系列模糊化处理，把史书与传说想像相结合，脱离常规的写法才将这些英雄圣人从他们的光环中剥离，让读者能重新审视身为普通人的他们，让世俗化的他们讲述历史中的生命。

三，虚实的结合

碎片化的时空被糅合进传统的神话中，读者在阅读时也恍然间不知身处何时何地，在潜意识中将历史上的种种与现代进行对比，产生批判的意味。“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彷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文中的一些时间与地点都被刻意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学者聚集之地是“文化山”，他们对话所用的语言既有汉语也有英汉参杂，又用诸如“一百零三张饼的功夫”来表示时间的流逝。鲁迅在用这样的写法故意混淆时间，让读者阅读时忘却时间。将时间与地点的差异抹平后，读者将惊讶地发现，以前发生过的事今日好像还在上演，更多的注意会被放在人类古往今来相似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阅读的重心从时间地点转移至“人”，这也体现了鲁迅的写作立足于对民族传统的体察与反思。

即便是虚构的时间与地点，鲁迅却同时遵循着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大禹和鲧的父子关系是依照《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关于鲧治水失败的下场“大家终于知道鲧大人因为治了九整年的水，什么效验也没有，上头龙心震怒，把他充军到羽山去了”也是依据《尚书》中的“九载，绩用弗成”“殛鲧于羽山”。

更值得注意的事是，现代媒体的造神运动越演愈烈，大有广塑神像，收取香火钱的趋势，然而无论怎样高尚的英雄也依旧是人，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我们要透过那层神化的光环，看见他们在现实中的生存困境。同理，鲁迅在现代是否也是被一些人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塑像呢？我们将他推上神坛，这最终导致他“不说话”，这并不是积极接受鲁迅精神的方法。我们应将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消除隔阂。现代的我们，仍然在启蒙的路上。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2，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刘家思：正史笔调与现实讽喻—论鲁迅小说《理水》的大禹原型及其思想导向，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07期。

4，王哲：“油滑“问题与《故事新编》—小说艺术的新探索，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5，宁淼：精神分析学视野下的《理水》，荆楚学术，2019年4月。

6，荣光启：显示灵魂的深者—试论《呐喊》《彷徨》叙事方式的现代转换，东方丛刊，1998年第三辑。

作者简介：李江春（1999年生），男，汉族，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人文科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