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艺制度是保障文艺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的体制、建制、机制形式,是落实文艺方针、方向、路线、政策的组织管理与思想保障。任何社会制度都会建立符合社会时代特征及遵循文艺规律的文艺制度,以保障文艺正常运行和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相应建立了社会主义文艺制度,以保障文艺运行和发展,并通过文学批评的评价机制搭建作者与读者、文艺实践与理论联系的桥梁,一方面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推动文艺理论创新。从这一角度而言,文艺制度的保障功能作用不仅是通过体制、建制、机制实现的,而且是通过文艺批评的评价机制实现的。
简介:延安时期文艺上'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因应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故而是民族主义话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的一种显明表达或呈现.'民族形式'这种有待创造的新形式是一种既有民族性又含现代性的现代形式,民族-现代性乃是其特有的现代性内涵.置身于'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周扬、何其芳等人,在文艺实践上坚持了一种艺术形态的二元论观念,但在最终的价值取向上又分明指向了文学的民族-现代性.无论是地方形式、民间形式,还是传统的民族形式,只有在民族-现代性的统摄下才能显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且只有如此,才能转化为新的'民族形式'并成为其内在构成的有机部分.
简介:与张炜这样重要的当代作家进行对话可能是一个非常欣悦但有难度的过程,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一系列经典的文学史“标签”和“定论”中辨别出真正具有生产性的“问题”,以此来“开启”一个具有“物质性”的文学史场景;而另一方面,面对张炜这样一个很有“理论坚持”的作家,他本人的辩解、质疑和反诘却让我们的“意图”始终处于”建构”和“颠覆”的罅隙之中。或许这就是当代文学史认知和研究的难度。作为研究者我们总是“立志揭穿文本的秘密性、私人化的现象,(发现)这些文本与历史场景有着深厚及共谋性的关联”(萨义德语)。但是,作为“个体”的作家(包括张炜)可能更愿意强调“文本”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意义”,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作家”和“文本”呈现在艺术性、批判性、道德和良知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学史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大的对话。但是如果研究者并不以一个确定的“目的论”和”价值观”为鹄的,那么,作家们的“夫子自道”也未尝不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和“消化”,最终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视界融合”。这样想来。张炜在本次对话中对文本、批评、经典化、人文精神、文学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回应就有了非常值得重视的价值和意义。